[]周俊生：变形的城镇化政绩思维贻害民众

　　变形的城镇化政绩思维贻害民众◎周俊生
 

　　一场被当地政府命名为 “和谐拆迁”的风暴，正在河南济源的农村刮起。去年国庆期间，“济东新区开发项目新区玉泉指挥部”正式进驻王庄村，一个整村拆迁的方案随之摆到了村民们面前，村民们为此不得不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。推房的速度，远比预想中的快，指挥部所在地王庄村只用了3天就被整体夷平。4台挖掘机同步进行，村民的老宅和带不走的沙发、家具，一同被埋入废墟。
 

　　强行拆迁曾是非常熟悉的场景，在舆论的关注下，最近两年，这一方式已经有所收敛。然而，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借城镇化之名，削山造城、撤镇设市。在某些地方，老百姓个体的权利再度被弃掷一边。河南济源市王庄村为了推行拆迁，就提出了“不要当村里的罪人，谁不拆就是王庄的罪人”，那里的农民就这样被逼着离开了家园，当上了城里人。
 

　　城镇化的根本目的，是为了让农民过上现代化的生活，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。城镇化的推行，绝不是将农民驱离土地，搬进高楼那么简单。这牵涉到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工作。其实，城镇化的发展，最重要的推动力是经济的发展水平，一个家庭只要积累了足够的财富，他们自己就会寻找他们向往的生活，是居住在城市的高楼还是居住在乡间，应该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。但是，当政府以城镇化为理由强行要求农村居民过上城镇化的“美好生活”时，实际上已经构成对民众生活方式选择权的干预。当这些农民离开土地以后，他们实际上就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，如果在转变身份后不能在就业市场上找到立足点，他们只能成为住在高楼里的无业游民，对于整个社会都将带来严重的后患。
 

　　中央提出城镇化的发展目标，是希望将此作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引擎，在投资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露出疲态的情况下，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但是从目前一些地方出现一哄而上的态势来看，旧有的投资驱动型方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逻辑，他们更希望的是在城镇化之下引进新的投资项目，特别是在多年的房地产投资热抬高了城市中的拆迁成本后，农民宅基地所依附的土地已经成为地方上新一轮 “圈地运动”的目标，像王庄村的拆迁，就是为了让这个村庄整体搬迁后，将其土地用于引黄调蓄工程。地方政府固然为农民的搬迁安置付出了代价，但由于制度的缺失，农民在其宅基地上的权力已被轻易地剥夺。
 

　　在王庄村的“拆迁运动”中，地方街办提出了“杀出血路”的口号，当地各种权力机构都被动员起来，对村民构成了全方位的“包抄”，甚至牵涉到他们的子女。村民们的唯一选择便是与拆迁指挥部签订一纸协议，为这场违拗村民意志的拆迁披上合法的外衣。在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中，某些政府官员将GDP作为政绩指挥棒，用“杀出血路”的极端行为，制造了一些有损社会和谐的事情。
 

　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，在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开始转变的当下，地方政府的这种政绩思维依然没有改变，城镇化在他们那里，仍然是需要用“杀出血路”的极端行动来推动的政绩。很显然，官员作风不改变，不将权力关进笼子里，城镇化这个本应是造福民众的途径，就有可能沦落为贻害民众的祸水。
 

　　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发展与改革工作会议上，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说，2013年要总结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，抓紧研究制定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。
 

　　河南济源出现的以“杀出血路”来推进城镇化的现实提醒我们，城镇化不仅仅是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，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民众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，从而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，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只有把城镇化纳入理性的轨道，这一场牵涉到几亿农民切身利益的社会变革，才能真正地造福民众。
 

　　新型城镇化须以保护农民权益为主
 

　　◎邓聿文
 

　　新型城镇化被认为是中国未来10年扩内需保增长的一个重大战略，借着这股 “东风”，不少地方把本地经济增长、财政增收、就业增加乃至干部升迁的“宝”都押在新型城镇化上，从而在现实中演绎出河南济源这个荒唐变形的城镇化版本。
 

　　河南济源这个在2007年城镇化率还只有40.1%的城市，到2011年就跃升至51.4%，4年上升11个百分点，去年再升至53%，并计划到2015年，城镇化率达到60%，形成所谓城乡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，层次清晰、核心突出、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体系。
 

　　为了这个规划目标的实现，济源市去冬以来，在城市周边的11个村庄开始“大拆大建”：4天时间测量所有房屋，7天时间与绝大部分居民签订拆迁协议，10天时间使搬迁和拆迁工作“大头落地”……如果不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，就要面临手段繁多的 “惩罚”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的有关报道，让我们看到，当一个城市陷入“城镇化”的“迷狂”时，会产生怎样可怕的后果。
 

　　在济源这个“荒唐的”城镇化案例中，反映了地方领导一种膨胀的城镇化心态，而这种心态，又取决于不受约束的权力。它最突出的表现，就是对农民的房屋产权，没有丝毫的尊重。
 

　　产权意识是一个现代政府应有的基本意识。保护产权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责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是以产权的明晰为前提和基本条件的。中国这么多年来发展市场经济的一大成果，就是赋予了人们财产权，并对产权有了初步的尊重。
 

　　但是，在济源市，这种产权意识基本缺席。为了一个所谓城镇化的宏伟目标，政府对农民的房子，在未经房屋主人的同意下，就敢拆掉，哪怕是刚盖不久的新房。不过，说他们没有产权意识，又似乎“冤枉”了，因为他们知道逼农民签 “拆迁协议”，有了这个协议，在法律上就是 “拆迁”的合法证据。
 

　　以城镇化为例，地方政府热衷于大拆大建，盲目追求城市的扩张，而无视城市中人的基本尊严和财产权利，甚至都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这种堂而皇之的目标，而是为了这“大拆大建”背后的利益。这才是某些地方官员追求所谓城镇化的真实动机和动力。他们能够做到这一步，当然是因为大权在握，且不受监督和制约。从而，城镇化也就异化成了在当地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，它把农民赶进城或赶上楼，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；又驱使农民干最脏、最累的活，这就造成对农民的双重伤害。
 

　　由此可见，对于当地的官员来说，还需补上基本的权利观念、财产观念一课。中央为什么强调新型城镇化？就是怕城镇化的热潮一起，很多地方又拍脑袋，重走过去的城镇化之路。习惯是非常强大的，何况习惯背后还包含着丰厚的利益。
 

　　新型城镇化之新，“新”在人是根本，即城镇化真正要以人为本，围绕城市的一切，都以人的福利和权利为最大化。涉及农民的房屋、土地等财产权问题，真正要同农民协商，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。做到这一点，必须提高农民的博弈能力，同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
 

　　在不少地方，济源城镇化的模式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，长此下去，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，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历史关口。
 

　　地方政府通过廉价征收农民土地，改变其用途，占有土地增值后的大部分收益，并用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，扩张城市规模，甚至解决政府的财政亏空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农民所得甚少，不能在土地增值收益中分享自己应得的收益，使得城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；同时，也造成农村消费始终在一个低水平徘徊，无法有效扩大内需。
 

　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中不牺牲农民的土地财产权，首先各级政府必须对这种依靠“土地红利”，通过廉价占用土地来降低城市和工业扩张成本的发展方式的危害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理念不改变，很难改变既有的发展惯性。当然，仅有理念改变不够，还必须转变政府职能。最后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税体制，给地方以稳定的税源，客观上减少基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。
 

　　无论如何，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，是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关键。在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后，对于农村的下一步改革，必须以保护农民权益为主。